6月13日，第25期上观读书会举办。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以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为读者破解上海人海纳百川的“基因密码”，解析上海城市品格形成的历史脉络。

海沙尔摄

■没有第二个城市像上海一样 

今天读书会，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对上海史、上海人的研究体会。你们听我一开口，一口苏北话，就知道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是1972年到上海的，先当兵，再读大学，后来做上海史研究。几十年来，乡音未改。我从事近代史研究、从事上海史研究，越研究越觉得上海历史深邃无比，其味无穷。

我们把上海放在全中国城市当中考察，发现没有什么城市可以跟上海相提并论；我们把上海放在世界城市历史当中考察，发现没有第二个城市像上海这样。上海城市发展道路非常奇特，结构非常奇异，速度非常快。

1843年，上海人口是20多万人，在全中国城市当中排名第12位，既不是人们一般讲的小渔村，也不是特别大的城市。到1900年，上海人口100万，是全国最大城市。1915年，人口超过200万。1919年，上海人口245万。1930年，上海人口超过300万，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1949年，上海人口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南京、北平、天津三个城市的人口总和。

短短一百年间，上海从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都市。近代开埠以后，特别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大量移民涌入，上海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来自熊月之课件

■上海有开放的传统

上海人口为什么会在那么短时间发展这么快，有多种因素。

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设立通商口岸。1843年，中国按照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一共开了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在这批通商口岸当中，上海行政级别是最低的，人口也是最少，位置也在最北面。那时候的通商口岸，主要是为了跟欧美做生意，如果从交易成本来看的话，到欧洲、美国，广州比上海交易成本更低，来往更容易，因此老外一开始并不是把重点放在上海，他们很希望在广州发展。

但上海在开埠之后，不到十年，贸易额就超过了广州，成为五口之首。原因在哪里？很大的原因是上海人与广州人对外国人态度不一样。很多外国人到上海后写信回去，他们说上海人的语言和广州人的语言像来自两个国家一样，差异很大，行为方式也不一样。广州人对我们当面吐唾沫，背后扔石头，很不友好。上海人不一样，很乐意跟我们做生意，用鸡蛋跟我们换东西。

从文化心理上说，因为上海人有比较开放的传统，有经商的传统。他们觉得，“和国内外地人做生意”与“和外国人做生意”没多大区别。

来自熊月之课件

■上海的命运和海运相联系

这跟城市传统有关系，也和投资环境有关系，上海投资环境跟其他地方就是不一样。我先讲讲上海人口超常聚集原因里的自然禀赋：

第一，上海地理环境非常好，襟江带海，腹地广阔。以上海为界，上海的北面是黄海，海水浅，需要吃水浅的沙船。往南是东海，海水深，需要吃水深的鸟船。于是，沿海船只无论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都需要在上海这一带换船，一来一去，深水浅水交汇处的上海就发展起来了。

第二，海运带动地区发展。中国特别重视海上贸易，始于宋代。宋代疆域不那么辽阔，通向中亚的陆路不那么通畅，为了发展就要拓展海上贸易，所以宋代以后宁波、泉州、广州就发达起来了。从历史长时段看，如果我们国家重视海上，上海就走到前沿；如果国家不重视海上，上海就处于边缘。

上海地区是唐朝才开始有独立行政建制的（华亭县），上海县是到元代才设立的。一般说来，一个地方建县多因为经济发展、人口增多，有管理方面的需要。但是，上海镇和上海县的建立，主要是为了适应海上运输发展的需要，这与其他地方不同。

元灭南宋后，将都城设在大都（今北京），需要南方调运粮食等物资北上。以前运粮是走隋朝开凿的大运河，但那时由于不断的战争，导致运河不很通畅，江南物资要运到大都，就需要拓展海洋通道。

对元朝政府来讲，南粮北运是大事。当时上海是一个镇，松江是一个县，要管理南粮北运，级别太低。元朝政府就把松江和上海级别提高，松江提升为府，上海提升为县，让这些机构帮助管理漕运。上海的命运和海运紧密联系，上海的地位也因海运而重要起来。

除了海运发展，上海这一带的人也被鼓励发展经济，其中盐和棉花是重要两项，棉花发展又带动纺织业发展。明朝政府鼓励上海地区种棉，让上海地区以棉花、棉布抵充赋税。盐、棉、布这些物品都紧密依赖市场，你要换粮食或其他日用品，就要跟市场打交道，于是刺激了商品经济。

这三个原因，第一个与上海的自然禀赋有关系，第二个与海运发展有关系，与整个国家的大系统有关系，第三个与物产有关。通商以后，上海这些特点就成了地区优势。

来自熊月之课件

■超常聚集原因里的制度因素

下面，讲超常集聚原因里的制度因素。

上海租界一开始是华洋分处。福州路靠外滩那一带，租给外国人居住、经商，中国人不可以在里面买地、居住，就像孤岛一样。如果一直照这样趋势发展下去，上海租界影响不会很大。

小刀会起义后，起义军占领了上海县城，城里很多人逃到外地去了，也有相当一批人跑到了租界里，租界人口大涨。急遽增加的人口，给租界带来很大问题。

1854年，英租界租地人会议召开，讨论让不让华人住在租界。英国领事、英国政府都不赞成接纳华人，但英租界租地人会议是按照缴纳地租的金额确定选票的，实质是富商做主。他们欢迎华人入住。难民到来后对经济带动很大，商人盖了很多房子出售出租给难民，获利极丰。所有富裕商人投票赞成华人住在这里。于是，上海租界由华洋分处变成华洋混处。这造成的影响，就是租界范围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1855年以后，租界变成了后人所说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国”形成有五要素：工部局、纳税人会议、巡捕、司法机构、万国商团；还有三关键：中国被剥夺在租界驻军权、执法权、征税权。此后，每当中国发生战争，上海租界总是宣布中立。战时中立，意味着安全，很多人一遇到战争就往租界跑，平时会到上海买房投资。于是，上海就变成了一个“孤岛”，集聚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

来自熊月之课件

■租界带来的深远影响

租界由西人管理，形成示范效应。尽管租界里98%、99%的人口是中国人，但租界是由西方人规划、管理的，他们将西方的东西全套地搬到了上海。他们在西方怎么建设城市到上海就怎么建设，在西方怎么选举到上海就怎么选举，在西方怎么跳舞、骑马到上海就怎么跳舞、骑马……在上海的外国人，要把上海建设成和西方同步发达的城市，凡是西方有的先进器物，上海马上就会引入。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都对上海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人要想知道西洋是什么样子，没有办法到西洋去，但是有办法到上海来，到上海就可以看到西洋的样子。

一市三治，形成缝隙效应。那时上海存在三个行政实体，有三种治理模式：中国人的，公共租界的和法租界的。三者制度不同，执法主体不同，市政面貌不同，用的电压不同，甚至黄包车的牌照也不同。公共租界上下行文用英文，法租界用法文，中国地方政府当然用中文。差异导致不同行政实体之间形成空间缝隙与制度差异。一种行为在华界犯法，到公共租界却合法。这样的空间缝隙与制度差异，使得很多外地有识之士聚集上海。比如，蔡元培、章太炎、于右任等便居住于租界，也有在外地犯法的人跑到租界躲避惩责。

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上海变成了中外利益共同体。193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英国在整个中国的投资有76%集中在上海，美国在整个中国的投资有64.9%集中在上海，法国在整个中国的投资有40.9%集中在上海……对于中国政府来讲，从晚清到民国，国家大企业很大一部分设在上海，很多官员和资本家都在上海投资。比方说，严复是福建人，在天津做官，却长期在上海安家，房子买在上海，钱也存在上海。上海变成全国财富的集聚地。

租界的这段历史，对上海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使得上海成为一个重视个人能力、爱学习、敢竞争、追求卓越的城市。

■双重认同与自我反省机制

一百年间，那么多人到上海来，形成了上海移民的特质。我将其总结为五个方面：一是来源广泛，江南为多；二是人口年轻，男性为多；三是淡化背景，凸显能力；四是勇于竞争，重视学习；五是文化多元，气度宽容。那么多移民从各个地方来，从整体看那就是多元，从每一种地方文化向外看就是包容。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属于上海人的特别之处：

第一是自由、开放、重商。上海是率先进入大规模陌生人社会的城市，这给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高度的自由，而自由又和开放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会看到上海妇女独立比较早，走向社会早。

第二是没有主客之分。在上海人眼中，没有主客之分，只有先后之别。辛亥革命时期，陈其美、伍廷芳、王一亭等在上海从事反清斗争，都是外地人。1921年中共一大举行，上海两名代表，李达是湖南零陵人，李汉俊是湖北潜江人，都不是上海本地人。

第三个是同乡组织功能。同乡组织非常重要，叫做会馆、公所。上海在晚清有56个会馆，到民国时有256个，各地在上海都有自己的同乡组织，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组织在城市生活中，实实在在起了作用。一个人不守规矩，巡捕问你什么地方人，不是要把你送回去，而是要找你这个地方人的老大，把事情摆平。

第四个是双重认同。上海移民是短时间集聚起来的，一般对家乡与上海持双重认同，无意中形成了上海文化特有的自我批评、自我反省机制。回顾上海自近代以来直到21世纪初，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历次反思与批评，那些最切肤、最深入、最细致的意见，往往出自那些久居上海的移民学者及其后人。这种特有的自我批评、自我反省机制，正是上海文化能够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动力源泉。

纵观上海的发展历史，我认为开放至为关键。“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开放是前提、基础与必要条件。开放也是上海最根本、最重要的城市品格。（本报记者黄玮整理）

海沙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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