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圣知道，有器官协调员曾被家属围攻。他也早已习惯，那些来自家属直截了当的拒绝。

却没多少人知道，孙大圣自己，也曾是痛失至亲的家属——父亲生前主动提出要将遗体捐献，用作医学研究。几年后，孙大圣成为仁济医院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2010年3月，上海成为国内首批器官捐献试点省市之一，如今已经走到第十个年头。目前在上海，90多位器官捐献协调员分布于8家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和红十字会。他们离死亡最近，又联结新生。

他们期待着有一天，在面对家属时，询问能从“你愿意吗”变成“你反对吗”。

“谁愿得罪人”

器官捐献协调员与家属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微妙来形容。最初，二者甚至是对立的。
   

孙大圣和同事都曾屡屡遭到家属的质问——“家人快不行了，你们怎么知道？谁告诉你们的？”

捐献器官必须要直系亲属签下同意书，因此阻力也多来自于亲属。长征医院的协调员张佩芳还记得当初协调员的培训，除了要了解相关法律和流程，培训班还特意请了一位香港的协调员，培训沟通技巧。在分组扮演协调员和家属时，大家面面相觑，看着眼前的“家属”，谁也不知如何开口。“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在刚刚过去的4月，上海一共完成了12例器官捐献。而在起步阶段，很多OPO，半年多时间都没有成功实现过1例。

在成为协调员前，张佩芳是长征医院移植科的护士长。她见过太多苦苦等待器官的患者。一部分暂时等不到肾移植的病人，挤满了各家医院的血透中心，每天从清晨排到深夜，年复一年。

2012年底，上海市正式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2013年8月，长征医院等来了上海第一例器官捐献案例，张佩芳全程介入。这是崇明一例颅内出血而导致脑死亡的患者。妻子主动给医院打来电话，希望能将丈夫的肾脏捐给等待移植多年的患尿毒症的儿子。

而当长征医院的医生和协调员赶到崇明，化验出父子血型不符无法捐献时，家人却临时变了心意。“他们质疑过，是不是我们故意不给捐……”张佩芳回忆。

不过，家人最终决定捐出1肝2肾，挽救了3名器官衰竭者的生命。
   

“我们完全能理解和我们一样，在苦苦等待器官的家庭。如果捐献能够帮助更多人，那为什么不捐呢？”多年以后，那位妻子告诉记者，“我们当初顶着来自亲人的压力签下同意书，的确很痛苦，但也的确是件好事。”

幸运的是，几个月后，捐献者的儿子等到了系统匹配的肾脏。根据规定，捐献者的直系亲属在等待器官移植时具有优先权。

但多数案例并没有如此圆满。哪怕一丁点变动，随时都可能影响捐献。

有原本同意捐献的孩子父母，在送去手术室的路上被朋友拦下，本来态度坚定的孩子母亲，说什么也不再同意；也有家属怕车祸责任会因捐献器官而难以判定，影响赔偿金，就放弃了捐献。
   

质疑和误解，有时候甚至来自同院的医生和护士。起初，孙大圣去找医生科普器官捐献，也没得过多少好脸色。对方直接抛来一句“没空”，再来便是敷衍的“知道了”。

他自然也清楚医生的为难之处——让医生去和家属谈捐献，或许关系可能稍有缓和，但毕竟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谁愿意去得罪人？”   

“近乎是空白”

这么多年，协调员遇到主动联系OPO办公室提出捐献的家属，实在是少之又少。

上海第400例器官捐献者，在世时曾是肿瘤医院的工作人员，因为突发脑溢血而被送往中山医院急救。他的儿子王立主动联系医生，提出捐献器官。
   

“奶奶去世时，我跟父亲讨论过器官捐献。我们都觉得，人死了器官也没了用，为什么不捐给需要的人？”王立告诉记者，父亲在世时极其热心公益，家里还留着7、8本父亲的无偿献血证。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他也主动提起了器官捐献这件事。“我相信虽然他不知道，但他一定能理解并支持我的做法。”

做协调员的这几年，长海医院的协调员高晓刚感受过令他钦佩的善意——有位突发意外的医生，留下了妻子和几个月大的孩子，捐献了肺、肝、肾、角膜和皮肤。
   

不过，这些善意，不少都来自于医护人员或其家属。
   

2014年，从急诊科护士转当上海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培训没几天就碰上第一个案例，范莉莉几乎是被临时推上阵的，“就连我一个在医院多年的急诊科护士，之前对器官捐献的了解都近乎是一片空白，更何况普通病人？”

但正是第一例遇到的家属，让范莉莉坚定了做协调员的信念。那是一个8岁男孩的母亲，男孩因脑部肿瘤而离世，母亲毅然签下同意书。范莉莉问她原因，她的回答异常坚定：“我的孩子这些年过得太苦了。我不希望其他家庭和我们经历同样的痛苦。”范莉莉感动落泪。
   

在早期，协调员被称为“劝捐员”，张佩芳不太同意这样的称谓。她始终觉得，“我们并不是在劝。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期望强加到家属身上”。每一例捐献，都必须保证是自愿且无偿。“如果家属坚决不同意，我们会选择退出，不再介入。哪怕没有成功，也多了一些人了解器官捐献。”

张佩芳特意做了一叠小卡片，印上器官捐献的筛选条件和她的电话，送去OPO服务区域的医院，“医生和护士都忙，忙起来很难把这事记在心上”。      

 
刚做协调员那几年，孙大圣很少与朋友主动提起自己的工作，“有人觉得这工作晦气，不吉利”。也有人误解，以为这是买卖器官。但如今，孙大圣习惯于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器官捐献的故事和信息，他想让更多人了解器官捐献。

他养成了许多习惯——每介入一个案例前，他都买杯咖啡提神，因为往往一谈就是连续不间断的十几个小时；和家属沟通时，他会把协调员的证提前摆在桌面，还会选择坐在家属身边，“如果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像是谈判，家属没法充分信任你，又怎么谈器官捐献？”

他还有一个习惯：即便过了几年，依然和捐献者的家属保持联系，逢年过节发去祝福。

与时间赛跑

包括孙大圣在内，几乎每一位协调员都有至少2部手机，他们必须24小时开机，会开车也是标配。

因为，电话随时可能响起。

最多的一天，范莉莉见证了3例器官捐献。她已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深夜接到案例，有时是凌晨3点，有时要从市中心一路驱车赶到滴水湖或崇明岛。

每一通电话的背后，都交织着绝望与希望。又有生命即将逝去，但又意味着，或许有的生命得以延续。

每10个潜在捐献者中往往只有1例成功捐献，而一个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平均可以拯救3.5个生命。在中国，每年有超过30万的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只有1万多人最终能等到器官移植手术的机会。

从2014年开始做协调员，除了办公室，范莉莉最熟悉的地方是几家医院的手术室。作为红十字会的专职协调员，她见证了全上海60%的器官捐献案例。

根据国家卫计委相关规定，公民逝世后的捐献分为3类：脑死亡器官捐献、心死亡器官捐献和脑心死亡器官捐献。这些器官捐献者，大部分都由于脑外伤、脑血管意外、脑肿瘤等脑部疾病而去世。符合条件的捐献者，也多集中于急诊科、重症监护室、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科室。这些科室的医生随时会将符合筛选条件的潜在捐献者，即病情危重不可逆转的患者，报给医院OPO。

随着器官捐献流程的不断成熟，如今，医生会先做器官捐献工作的沟通部分。毕竟，相比于突然出现的陌生协调员，家属对医生的信任度会更高。

长征医院的协调员郭闻渊记得，一位犹豫不决的家属指着病床上的亲人对他说，“你看他眼角还在流泪，是不是还能听到我说话，还有意识？”

对于孙大圣来说，自从介入一个案例起，就像是和时间赛跑，手机几乎就没有多少放下的机会。他给记者仔细一数，一个流程下来，他至少得同时分别联系17位相关工作人员。比如，他需要联系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联系医生准备手术，也要联系接市级专家赶到医院对患者做最后的会诊。

协调员高晓刚经历过很多遗憾，如今，他连交通事故处理赔偿程序也了然于心，专门买书来研究。“如果有本来同意捐献的家属因为赔偿细节而放弃，我觉得很可惜。”

“时间不等人，病人随时可能离去。”张佩芳说，“我经常跟家属说，交警那边就由我们协助沟通。我们希望，家属在捐献时不会有任何一点顾虑”。

张佩芳印象深刻，她曾经接触的老郭一家，女儿不慎摔伤导致脑溢血，老郭得知可以捐献器官后当即决定签字，没有一个亲人反对。

“没有过犹豫和顾虑吗？”记者问。

“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考虑。”老郭依然坚定。

生与死之间

每一年的3月1日，遗体捐献纪念日，上海红十字会都在青浦福寿园举办遗体（器官、角膜）捐献宣传纪念活动。每一次，按照惯例，当年器官捐献者的名字都被刻在纪念碑上。

孙大圣曾被一位捐献者的哥哥叮嘱过，不要把弟弟的名字刻在碑上，“怕村里人多口杂，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之后每一年，孙大圣都在朋友圈里发活动照片，分享给不能到场的捐献者家属。“去年他突然找到我，说这几年一直默默地看纪念活动，慢慢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想要把弟弟的名字补刻在纪念碑上。”

协调员、家属身份重叠的孙大圣，每一年都作为协调员参与活动，同时也是去纪念父亲。“我也许能够更加设身处地理解这些家属。”

张佩芳遇到过一个案例，24岁突发意外去世的女孩，父母希望把器官捐给和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孩。“我们其实都能理解，但我们会告诉家属，这些要求实在没法实现。”

当器官捐献程序启动后，协调员会将相关信息上传到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由系统分配。

根据双盲原则，捐赠和受赠双方都不能知道对方信息。24岁女孩刚离开的那段时间，张佩芳经常在深夜收到女孩父母发来的微信——“对不起，但我们实在是太想念女儿了。”他们只能通过协调员，维系任何一丝女儿还留在世上的念想。

张佩芳会定期了解受赠者的健康状况，告知女孩父母，但也仅此而已。“对他们来说，了解受赠者恢复得怎么样，也算是个安慰。”

上海第400例器官捐献者是王立的父亲。父亲去世后，王立也在网站上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既然人生旅途已经走到终点，那不如换种方式，在另一个人身上开启下一段。”王立至今印象深刻，医生曾特意告知，在父亲手术前，全体医生、护士和协调员都要面对捐献者默哀致敬，“在器官获取完毕后，医生会一层一层地将伤口缝合好，就像对待生者一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敬重。”

偶尔几次遇上深夜人手不够时，手术结束后，孙大圣和其他同事会亲手为逝者换好寿衣，把他们送往太平间。

协调员们渴望看到更多改变。

刚做协调员那几年，范莉莉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热线电话几乎没怎么响过。而这两年，主动来电询问的人多了起来，包括年轻人，甚至还有00后。也有不少主动来红十字会询问的老年人，但现实情况是，由于器官条件的限制，除了极少数个案，超过65岁者并不适合捐献。

2015年1月1日，我国正式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成为亲属活体捐献外的器官唯一合法来源。

2018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数与移植数均位居世界第二。截至今年4月21日，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官网上，志愿登记的人数为1224561人，真正实现捐献23299例，捐献器官66517例。而上海的登记人数，为1万6千多人。

“我们统计这些数据，更多的是要了解当下有多少人了解器官捐献并且愿意捐献器官。”在范莉莉看来，想要真正做到器官捐献的普及和接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山医院OPO办公室副主任张学军认为，“能够将器官捐献固然是件善事，但除了宣扬伟大之外，更重要的是正视生死”。在他看来，与器官捐献密不可分的是生死观的教育。

在知乎“器官捐献到底值不值得”的问答页面里，有许多网友晒出自己的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许多人说，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活着。

范莉莉牢记有位捐献者的妻子对她说的话——“如果孩子长大了，有一天问我爸爸在哪，我会告诉他，爸爸的眼睛还能看着他，心脏也依然在这个世界上，和他一起跳动。”

就像还活在这个世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