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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访谈】王蒙:激情、蜜月、生长、回归与词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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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徐芳 2016-04-20 11:18
摘要:而我只能成为我这种类型的作家,我确实很关心政治,可我确实又有很饱满的文人气质(这个东西也是不能勉强的),我对文字对语言对故事对人生的喜怒哀乐对上天入地的幻想……乃至对眼泪对歌声对树叶对花朵的——那般敏感,那般爱恋,那般痴迷,这些也都是无法更易的!

题图为徐芳访谈中

 

“重放的鲜花”

 

徐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您作为“重放的鲜花”,在新时期文学三十年里,创作可以说是高潮迭起。作为“弄潮”的“不二人物”(这一说法系引用),您对这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文学发展的描述与分析、思考与评价,就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王蒙:从国家来说,有目共睹的,是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连续的发展期。在这之前,还是处于一种革命的惯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用西方的政党轮替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于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就产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人民大革命,并通过非常激烈的武装斗争诞生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的惯性并没有停止。期望用革命和战争的方法来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最典型的是大跃进,但没有成功;而用不断“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也没有成功。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走上了相对稳定、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对于新中国而言,这是沧桑正道。

 

 

从某种意义上,对于我个人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真正的生命和事业,也才开始。之前,我经历了童年与少年的不幸,经历了日本侵略者统治和国民党统治,加入了推翻旧社会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团干部,发表了小说,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又莫名其妙地被打入另册。其间,我既体验了不幸的家国生活,也体验了革命的胜利,以及随之发自内心的欢呼之情,也体验了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浪漫,以及被打入另册的困厄。这些可能都是我的人生的准备,就像序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不但没出过国门,国内最远也只去过太原、天津,当然,后来打成右派,去远了,去了新疆——这也是我的人生中的大事件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三十多个省市区、特区,包括港澳台,都跑遍了。也走过了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很多外国文化人、大学、公众机构(包括官方和半官方的)……邀请我去访问交流、讲学等等,也有朋友热情地提名我成为什么什么文学奖的候选人,当然这不是特别重大的事,每届都有很多人被提名。对我来说, 就此眼界开了,这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积极探索期、迅猛发展期、巨大转变期。国家政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呼啦一下改变很多。你也可以称它为改革的激情期,甚至可以说是蜜月期。可以回想一下当时的这些提法: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松绑、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等等。

徐芳:口号也变得有味了。那是否赋予了那个阶段以象征性的秩序以及统一性的方式,我不敢断言。重要的是希望,闪闪发亮的希望,就在我们的眼前和心中。您在那个阶段的创作中,也充满了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的,那种似可以归结为“时代”的热情与希望。某些词语或意象,成为了有意味的形式,比如说《布礼》《风筝飘带》《春之声》等。或者直接说:这些标题,它们本身就是可以被体验到的内容。

 

王蒙:是的,我个人也可以称其为“生长期”乃至“狂长期”。从新疆回到北京后,我先成为了北京文联的专业作家,后担任了北京作协副秘书长;然后“一家伙”就当了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再然后是文化部部长……几乎几个月便“上一个台阶”!

 

我的第二阶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回归到了一个对自己来说是更合适的位置:写作。左一本书右一本书的,文字产量很高。同时,也非常关心社会、关心国家,还担任了全国政协的常委、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我的经历已注定了,我不会成为像汪曾祺那样的遗老式的作家;也不可能成为冯宗璞那样的书斋式作家,用李子云的话说,就是“兰气息、玉精神”的那种;也不会是贾平凹那样的,既有很浓厚的乡土气息,又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才有的旨趣、聪明劲儿,又具有自得其乐的份儿。

 

而我只能成为我这种类型的作家,我确实很关心政治,可我确实又有很饱满的文人气质(这个东西也是不能勉强的),我对文字对语言对故事对人生的喜怒哀乐对上天入地的幻想……乃至对眼泪对歌声对树叶对花朵的——那般敏感,那般爱恋,那般痴迷,这些也都是无法更易的!


沧桑巨变

 

徐芳:改革开放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其历史意义自不待言,现实成就举世瞩目。就说我看过的一个电视剧《一年又一年》,它以编年史的方式“一年又一年”地展示了这些年的沧桑巨变,几个家庭里的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流行什么向往什么,等等。物质方面的需求是如此一年一变,而精神面貌也随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求生存到求发展,到千方百计地实现自我价值……谈谈您在这方面的感受吧?

 

王蒙:党的十四大以前,已明确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了。总的方向是往富裕上走,往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上走,这是不可逆转的。

 

1980年我去美国,参加聂华苓他们组织的国际笔会。在那里,中国台湾的乡土诗人吴晟曾对我们说起:在台湾家家都有电视、冰箱、洗衣机!啊呀!我们当时听的,竟如同做梦一样。现在再回头看,根本不值一提,这算什么事啊,不足挂齿啊!

 

1981年,我到杭州改稿,这也是我第一次去江南。在火车上碰到一位英国的汉学家,记得他很感叹,说:中国人干吗把家用电器看得这么重,哪有这么重要啊?可那时候,我也不这么想。假设说,如果我们家对门的邻居,他们家有录音机放歌,歌声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可能就会有无形的压力,甚至会觉得对不起我的孩子们。这样的记忆,很多人都消失了吧?现在有小青年炫手机的,然而还有人炫耀冰箱、录音机的吗?

 

我有个亲戚,在改革开放初期,从澳大利亚学成归国,取道香港,一路上看尽了灯红酒绿,摩天大厦。一进深圳罗湖口,却见一片破烂,衣不蔽体……他当时就哭开了,说咱们的国家,怎么落后成这样了!当然,他说的并不全面,那个时期我们也有较先进的地方和生活。但像他说的那种情况,也不是不存在。

 

我今年74岁,我的大孙子也22岁了。在我的大孙子14岁时,8年以前,我对他进行了革命教育,我说:你看我14岁时,加入了地下共产党,已成为了一个革命者了。现在你也14岁了,我看你啊,只想着玩什么电子游戏,应该想想革命的理想、未来的前途了……

 

我大孙子被我说得很不服气,于是,急中生智而反唇相讥:你14岁就革命啦?是因为你没有玩具呀!这当然是他的玩笑话,但也值得深思。时代已经不同了。同时,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很好地满足儿童和少年的对于玩具的需要,儿童与少年是有权利造反的。我的第三代和我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了,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方面,我认为:我孙子这一代人,一代代中国人,都应该了解中国历史、革命历史,并应该从中得到知识和精神的营养。另一方面,我还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应该给少年儿童提供足够的玩具,那才是正常的童年生活么。一定得让老百姓过日子啊!要发展生产,要全面小康!。

 

我期待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的各行各业,好好总结经验。既要充分肯定这三十多年的成就,又要面对挑战,包括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我当文化部长时,深圳要搞变相选美。有某些妇女领导同志说话了:选美,那是资产阶级把妇女当“玩物”的表现,怎么能选美呢?因此,我也是坚决贯彻了。

 

但现在,在三亚,世界小姐的评选,连续举行。选美,能带动旅游业及其他,并且还提高品位。越是选美活动,越是注意不能低俗化。在会场, 要求穿超级正装。白衬衣,黑西服——普通的西装还不行,要燕尾服;打领结,就是领花,不能打领带。出席的也都是正人君子,要是有小瘪三、小流氓之类,那还得了?。

 

我曾参加过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式,他们的着装要求极高,为了“对付”他们,好让他们无懈可击,我穿一身崭新的中山装,还把领扣也系得紧紧的。这才觉得,我比他们还正式,还严肃,还重视。

 

可以说,无形之中,就变过来了。而且我坚信,政府从没研究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自然而然地变过来的,是从客观的、大的形势发展来的。也并不是大喊大叫着改变观念的。

 

林林总总的变化,在不经意间,变化已经太大了!


来源:解放日报 题图来源:徐芳提供

 

(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编辑邮箱:xuufang@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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