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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湖南国家级贫困县,看“广场舞网红教授”回村办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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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杨书源 2019-04-19 12:50
摘要:“在乡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虽奔走于繁华都市的边缘,内心深处却始终隐藏着一个遥远的乡土情结。”

在湖南隆回县江边村,几乎没人会把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黄勇军刚建起的这座4层白墙黛瓦木窗房叫成“书院”。    
   

黄勇军66岁的堂嫂朱聪香坐在自家院门前的矮凳上,夸赞黄勇军兄弟在村里建起了这几年“最好的房子”。黄勇军在一旁和气地点头,也不纠正。
   

这场交谈的背景音,是朱聪香家4个孙子在房前屋后疯跑的打闹声。40岁的黄勇军笑嘻嘻跑到屋内劝架,并叮嘱朱聪香:等归与书院建成了,就让4个孩子每天放学后去书院做课后作业。
   

朱聪香爽快答应。她不知道,这个位于国家级贫困县隆回县花瑶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书院,并不是一般的“好房子”。上个月,归与书院开了一场“乡村书院与乡村振兴”论坛,来了近100位国内外乡建专家和从业者。
   

实际上,从功能设计来说,归与书院的确不大像书院,也就是进门后那间放着几排木条凳和方桌的屋子,有些旧式学堂的样子。有天窗的几间房屋,要留作大学生志愿者的宿舍;顶楼的木桌摆满了各类著作,是专门为学术论坛准备的。
   

推开书院大门,眼前是一片开阔的梯田水稻,一些田地近年荒废了,一些田地正被返乡农民翻土复种金银花。通向书院的沥青碎石路是去年底刚建成的,建造者是村里两座大型采石场的负责人。
   

黄勇军总觉得,传统和现代仿佛在这里形成一种默契和对抗的共生。
   

今年1月,远在上海浦东的陆家嘴国际联合大学堂,在原有的专家工作站基础上又揭牌建立“中国乡村书院专家工作站”,首站落地湖南农村,要为当地孩子提供免费课程辅导、日常陪伴及素质教育,更希望把上海的经验带到乡村,把乡村的需求带到上海。
   

这项工作落到了归与书院头上。黄勇军觉得,正是书院代表的乡村文化自信才能够“把那些从泥里拔出来的东西摆在城市面前”。
    
   


“书院给了一个不置身事外的理由”

 

“我的书院就夹在两座采石场中间,现在采石场关了,采石场新修的2公里路成了孤零零的书院专道。”黄勇军把头探出车窗,表情复杂。 
   

这次回村第一天,大哥黄勇民开车带黄勇军沿盘山公路上了距书院最近的那座山头。年前机器的轰鸣声犹在耳边,而今只有一块块方正的大理石平铺在地,几台磨石器散落四处。今年新年之后,采石场出于生态环保要求被当地政府勒令关停。
   

从长远发展而言,这自然是好事,反过来倒成了黄勇军回乡建书院后的第一个坎。
   

这10年,村里的青壮年通过采石场解决了就业问题,每人月入六七千元。返乡的人多了,村里渐渐恢复生机;而采石场一关停,不少年轻人年后纷纷离乡务工,这和黄勇军“在有人气的地方建书院”的想法背道而驰。
   

这趟回村前,黄勇军接到县里领导的电话,县长祝贺书院落成,并请黄勇军帮忙做村民思想工作,希望大家支持关停采石场的决定。黄勇军爽快应下,可他也说,“想去先了解村民的立场和苦衷”。
   

不过,当黄勇军告诉他的村支书堂哥黄宇明时,却遭到劝阻——“这是个烫手山芋,村里人以为你是代表政府在跟他们了解情况,难免多想,日后你的书院怎么在村民中立足?”
   

黄勇军没听劝。年前,采石场关停的风声已在村里传开。黄勇军考虑到村民生计问题,就提前向采石场负责人沟通了折中办法:采石场一边按照国家环保标准生产,一边出资进行生态恢复,并在当地建设旅游业等绿色产业,三四年后采石场主动停止生产,全线投入新产业。
   

这个办法曾在采石场和县政府两头获得初步共识,而年后一纸令下,采石场还是在省政府的要求下坚决执行关停……
   

就在他和堂哥见面当晚,黄勇军恰巧遇到来村里调研的负责采石场关停后续工作的副县长车茂。到了晚饭点,十几人围坐在黄勇军的朋友小伍家吃农家菜。两个方桌拼起的餐桌上,全是腊肉、红烧肉、鸡肉等家中现找食材,连蔬菜也来不及备上。
   

打头是温和的寒暄。黄勇军详细介绍书院未来可能要进行哪些尝试,车茂客气地微笑点头。
   

忽然话锋一转,黄勇军停下筷子,说起自己开展的关于采石场关停的入户调查,“我一位堂哥家的两个儿子都在采石场工作,一年下来共十几万元收入,现在采石场关停了,他们如果留在老家可以去哪里维持生计?”
   

车茂的笑容收缩了,耐心解释采石场的关停势在必行。黄勇军当即表态全力配合关停,只是关心村民如何在关停后的生态恢复和后续开发中获益。
   

黄勇军舒缓语气,谈起自己的构想:利用几处采石场废址,打造矿山精品旅游线路,比如“石头文化艺术村”、山地直升机培训观光基地、悬崖精品民宿酒店……
   

车茂毫不客气地质疑了许多具体工程上的可行性问题,众人陷入沉默……那段饭吃得漫长,菜几乎都没怎么动。
   

“或许没有归与书院的存在,我也就没有和车县长谈这件事的资格,因为我仅仅是一个局外人。书院给了我一个不置身事外的理由。”黄勇军说,这是他的乡村书院“第一课”。
 


“草头班子开的国际会议”   

 

尽管书院给了黄勇军在村务谈判桌上说话的底气,但今年3月在书院开的那场国际论坛,仍被不少县里与会者笑称是“草头班子开的国际会议”。
   

因为建于海拔1000多米的山谷潮湿地带,不利于建筑工程推进,这个在自家宅基地上造起的书院,至今内部也未完工。   
   

县里领导听说了这场有不少重磅嘉宾出席的国际论坛后,纷纷摇头——是否需要换个更加体面的地方开会?
   

黄勇军坚持书院就是最佳选址,他向县里领导打包票:大家是冲着我做的事情来的,即使是在晒谷场上开会,他们也会来。
   

春天的隆回依然湿冷,即使在夏季,有时也需围炉取暖。地图上显示,参会人员所去的目的地——小沙江镇江边村,距离隆回县城90公里,乘车需两个多小时。
   

黄勇军的预测应验了:门面奇小的论坛,居然来了近百人,远远超出黄勇军邀请名单中的60多人。

3月24日书院国际论坛部分参会人员合影。  归与书院供图   
   

会场没有专业的投影幕布,嘉宾发言时内容被投影仪投射到白墙上,太阳光映在墙面,内容有些模糊,黄勇军找来毛毯匆忙往窗台上用锤子乒乒乓乓一阵敲打。椅子在会场成了稀罕物,村民们帮忙搬来椅子,却仍有不少人只能站着。
   

夏奕中早早来到现场,他是黄勇军三顾茅庐请来的名誉院长。这位隆回县的退休副县长几年前曾在隆回县大规模种植的金银花过剩滞销时,拜访了中国工程院湖南籍院士印遇龙,研发了利用金银花代替抗生素添入家畜饲料添加剂和人类保健品的新门路。研发初见成效后,夏奕中层层报批,在上级领导的批准下成立了创业团队,从事金银花产品的深加工,当地农户因此获益。
   

“是他救活了隆回县的金银花产业。”黄勇军对此津津乐道,他想网罗更多有乡土公益情怀的乡贤实干家来书院。   
   

来自日本、英国等地学者纷纷在书院发表演讲,两位中央美院的博士生“不请自来”,他们想在这里寻找更多乡土元素进行文创设计。
   

黄勇军也邀请黄宇明等几位乡亲代表参会,他们再三推辞后还是去了现场。黄宇明说什么也不愿上台发言,“在这些专家面前,没什么想说的”。
   

记者问黄宇明参会感受,他实诚地说:“有些什么理论和模式,没有听懂,正好屋子里有人没座位,中间就让座跑出去了几次。”  
   

黄勇军理想中的书院,实实在在是和当地人分不开的。这几年,他时常带着一双儿女回老家调研,一次回乡时,发现女儿比同岁的一年级小女孩多认识了许多字,很有感触。
   

若能凭借一己之力,让这些教育环境欠佳的农村孩子有个课后接受辅导的地方该多好。这是书院最初萌生的质朴原因。
   

要给书院取名时,黄勇军脑海里浮现出两个字——“归与”。它出自《论语》,“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大意是:回来吧,回来吧,故乡的孩子们志向远大,文采斐然,却不知如何约束。
   

不少人问过黄勇军,归与书院之于乡村的目标是什么。他答,最好的目标就是没有目标,要把一切对乡亲们有利的尝试都装进书院,但始终不能丢的是“教育”本色。                                                  

 


“从‘隔岸观火’变成‘引火烧身’”   

 

和车茂进行了饭桌边的“唇枪舌战”后,江边村采石场的僵局在次日一早迅速迎来转机。
   

今年3月隆回县新组建的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一早给黄勇军打来电话,邀请他去局里与相关负责人、省里来的专家开一个矿山后续治理开发的可行性研讨会议。
   

会议异常顺利,最终结果是隆回县自然资源局邀请黄勇军写一份小沙江镇矿山旅游和乡村振兴的初步规划,县里将在下一步的矿山改造治理中酌情吸纳。
   

黄勇军却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除了村支书堂哥以外的任何村民。他召集了书院的高校志愿者见面。从本科生到博士生,近30人坐满了一间小教室。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体系树状图,笼统解释,就是融入农户、政府、企业和高校的力量,汇集到以书院为平台的农村,形成闭环的自我发展体系。
   

记者困惑于这种沟通模式,他解释:“村民不是用耳朵来听的,而是用眼睛来看的。我从来不敢小看他们在乡村实践中得出的智慧。”他认为,村民们不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理论模型。  

 黄勇军(左)和哥哥黄勇民在书院附近就采石场开展调研。 杨书源 摄
   

对于村民而言,最直接的是什么?或许就是帮助村里人卖货。前两个月,黄勇军忙着见一拨拨做社区互联网服务平台和线下社区零售的人马。一位返乡开办大型豆制品和有机蔬果产品的企业主和黄勇军一拍即合,主动建议:下次教授再来企业时,双方闭关谈2小时,敲定所有合作事宜。
   

黄勇军说:“我终于从那个‘隔岸观火’的人变成‘引火烧身’的人。”
   

黄勇军最早接触乡建是2003年非典时期,他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研二学生。当时,他和米莉在返乡时被家乡花瑶地区的民俗吸引,便壮胆去县里向时任县长钟义凡申请调研村庄政治文化。县里那时正着手开发花瑶旅游文化,就决定让这群学生放手一试。不过,工作人员在学生们下村之前泼冷水:当地人懒惰,扶贫总是失败,比如你给他们带去了电视机、经济作物种子,不出3天,就会发现他们把扶贫物资拿去街上变卖换酒喝。
   

数月调研以后,黄勇军他们发现这并非是花瑶人懒惰,而是因为生活在山里的花瑶人世代以狩猎为生,“见者有份”地分配猎物是其生活模式,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于耕作、储蓄的观念。
   

在同理心的驱使下,学生们获得花瑶人的认可。甚至在多年后黄勇军夫妇回到旺溪瀑布附近的瑶寨调研时,数百号村民都朝天鸣枪致以最高礼遇。
   

“你只能顺应乡村的肌理,为村里人带来一种更好生活的可能性。”这是黄勇军在建书院时给自己定下的规矩。 
   

两年前,黄勇军应邀去湖南株洲农村的“耕食书院”任职,展开了乡村书院的第一次尝试。一年实验后他发现,这种更多面向城市人群乡村体验的书院,能为乡村带来的还是太少。
   

一次在武汉大学举行的全国书院研讨会议上,黄勇军起身提出3个问题:首先,乡村书院应该教育的群体是谁,是很难负担学费的农村孩子还是已经教育过度的城市孩子;二是乡村书院除了教授传统文化,还应承担哪些社会功能;三是书院中现代文明的逻辑和传统文化应该如何对话。现场无人回答,甚至有人觉得这些问题“无需思考”。
   

黄勇军却说,他的这些设问,或许会在日后的归与书院“答案自现”。

 


回声

 

对村民来说,黄勇军的回归意味着村里多了一个能商量大事的人。一位当年的铁道兵因为弄丢退伍军人证,拿不到补助,希望黄勇军“出面问问”;朱聪香问起了她到长沙三甲医院看病“大概要多少检查费”……
   

每次和村里人聊天,黄勇军都下意识和他们保持同一水平面,有时蹲着,有时趴在小矮凳上认真记录。  
   

黄勇军脑海里时常浮现书院国际论坛的一个画面:一楼平台上,里外三层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乡亲们。一位开手工作坊经营当地特产猪血丸子的老阿姨,头脑活络地把黄勇军拉到一旁说:“军军呀,你这儿来了那么多人,要不我拿点猪血丸子来卖吧。”黄勇军听了赶紧鼓励:“那好呀,这次没有提前准备,下次好好推一推你的猪血丸子。”
   

书院正在把村民面对外界的勇气慢慢激活。黄勇军常与学生说起一个故事:本世纪初外来资本刚介入花瑶地区旅游开发时,出现了不少与当地人的分歧。比如花瑶人迎客时会请对方喝“拦门酒”,这本是好客礼节,却被景区改成“如果不喝完酒就要交钱”,这让花瑶人很不适,然而村民们在当时却没有和外界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的自信。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海曾经撰文表示:“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营造新乡贤参与家乡建设的氛围,激发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建设乡村共同体,并提高其凝聚力和自治能力。”
   

从书院建成那刻起,黄勇军就觉得自己的身份变成了“返乡创业农民工”。
   

在村里,无人知晓黄勇军“广场舞网红教授”的名声——几年前他和妻子米莉在长沙自费进行广场舞人群的社会学研究,名噪一时。
   

这对夫妻,都喜欢这类特别接地气的研究。米莉的老家是陕西子洲县。眼下,夫妻俩即将赶赴子洲县,沟通乡村振兴和筹建乡村书院的计划。
   

黄勇军在归与书院找到了全身心参与其中的身份认同。“我觉得每个乡村书院都需要一位从本土走出去又回来的灵魂人物。”    
   

“在乡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虽奔走于繁华都市的边缘,内心深处却始终隐藏着一个遥远的乡土情结。”当记者引用他所熟知的费孝通著作《乡土中国》,问他是否自我定义为“新乡贤”时,他笑着说:“定义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当地人’。”              
   

然而,黄勇军渴望全国复制的“归与”之路,悬而未决之事还有许多。比如,城镇化浪潮中,无数农村优秀人才涌向城市,每个乡村是否都能找到一位“黄勇军”?
   

好在,他并不着急。“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往农村的池子里丢石头,这次总算是听到了回声。”

栏目主编:林环 文字编辑:林环 题图来源:杨书源 摄 图片编辑:曹立媛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
题图说明:黄勇军在隆回江边村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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