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第五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发布。数据显示，2016至2017年间，我国城市社会捐赠稳步增长，社会组织数量持续增加，政府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全国城市慈善事业呈现出健康、快速发展的态势。如何看待捐赠行为？它与慈善是一回事儿吗？11月3日，“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的新课题与德育改革”高层论坛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与会者围绕慈善伦理与学校德育、慈善动因的伦理追问、慈善实践与新时代道德建设、西方慈善研究、志愿服务等展开了深入研讨。

“现在谈到裸捐，大家往往首先想到美国的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其实中国早已有之。”湖南师范大学周秋光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慈善伦理精神，比如儒家讲“仁爱”，佛家讲“慈悲”，道家讲“积德”。到了近代，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激烈碰撞与融汇过程中，慈善伦理思想开始由传统向近代嬗变，由旧趋新、兼纳中西，形成了具有崭新内涵的慈善伦理思想，如财富观、人道精神等。这些思想应该更好地融入我们的德育教育中。他指出，慈善活动以财富为根基，因此慈善伦理本身也包含着高尚的财富观，即取之于社会，在道德驱动下自觉自愿地用之于社会。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慈善家，比如熊希龄，他在1932年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捐充“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开办12项慈幼事业。而被称为“中国当代裸捐第一人”的余彭年也在去世前捐出全部家产设立“余彭年慈善基金会”。

南通大学先进典型研究中心主任彭怀祖认为，对慈善动因的研究很重要，不能简单地以是否付出真金白银作为鉴别慈善行为的唯一依据。比如，社会上存在一些以不尊重被捐助者、附带各种条件的捐助，存在着“吃小亏占大便宜”式的捐助。所以，捐助与慈善行为不能完全划等号，要对慈善伦理和慈善精神作深入挖掘。他同时强调，对慈善行为动因的确认，既不能失之于宽，如果过宽，就会让慈善变形走样，容易使慈善成为功利的手段；但也不能过于苛刻，不能让慈善成为某些慈善精英的专利，要在自愿的基础上，让慈善成为所有公众的良好习惯，这样全社会的慈善氛围才能逐步浓郁起来。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中之教授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慈善的伦理评价呈现出复杂的情况。由于人们处在不同经济地位、有着不同的家庭和社会背景等，对于财富和人生有着不同的理解，由此对“为什么么要做慈善”会持不同观点，动机也会不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慈善公益活动，要其完全没有功利考量，恐怕很难。所以，必须坚持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道德维度和法律维度，也就是说，要用道德和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化的约束。企业可以将做慈善纳入其发展战略中，但不可以违背道德与法律的要求，更不能在慈善的旗号下谋求不义之财。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银春指出，现在对于捐赠问题的争议，常常涉及到对“慷慨”的理解。一个人或某个机构捐多少算够？捐多少才算得上慷慨，是富人捐一千万，还是穷人捐一百？志愿者付出时间，提供专业的知识与能力以及精神或心理层面的关怀，算不算得上是一种慷慨？她认为，慷慨主要是指一个人在财物、精神、心理、爱等方面给予的适度行为或德性。慷慨并不意味着是单向度的给予，它包含了给予与索取的双向度，即正确地适当地给予与正确地适当地索取，二者是同步进行的。慷慨行为有诸多古典的行为法则，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需要对相关行为准则进行现代性转化。

本次论坛由上海市伦理学会、上海师范大学德育课程教学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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