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最后一公里”，如何唱响自己的生命行歌？近日，国内首部聚焦临终关怀的原创话剧《生命行歌》亮相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戏实验剧场上演。

该剧从当下现实生活出发，以临终关怀为切入点，讲述5个不同社会阶层和生活阅历的老人在一家安宁病房发生的感人故事，诗意地展示了人生“终曲”的祥和与暖意，诠释了人如何在生命的最后一段里程中与自己的内心和谐相处。

今年6月，《生命行歌》在上海预演后引起了业内人士与观众的强烈反响。中国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评论认为：“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话剧作品。在此之前，中国出现了很多表现老年题材的舞台艺术、影视艺术作品，主要是关怀老年人的生命，但这个作品上升到了哲学高度，写的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在人类学和哲学思维的层面上前进了一步。”

执导该剧的前国家话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导演查明哲说：“理解‘一岁一枯荣’的生命哲学，我们就能知道，这是‘一首穿越生命隧道的啸吟行歌’，而非‘悲歌’。

【艺术不承担“躁动”，它承担的是沉淀】

上观新闻：当前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但临终关怀和安宁疗护对很多国人来说，仍是个需要时间去了解和接受的新事物。您为什么想要排这样一部戏？

查明哲：戏里展现了一个走到生命最后阶段的群体，他们在那个点上回溯自己的生命历程，其实也是人们重新认识他们的一个过程。虽然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老龄社会，可是我们的生命教育太欠缺了。事实上生和死是全人类都要思考的问题，无法避讳。

我希望通过这样一部艺术作品，在戏剧舞台上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对于生命的自然规律，是否能够报以当然认知并且坦然接受？随后是否能够释然放下，并且安然甚至欣然地向生命终点走去？我相信这种思考对于处在任何一个人生阶段的人来说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愿意做这部戏。

上观新闻：您的很多作品都涉及生命主题，而且通常会着眼于展现普通人物的情感和经历而非“宏大叙事”，这是为什么？

查明哲：我也和别人探讨过，我做过多少反映生死的戏啊，《死无葬身之地》《纪念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些都是。其实作为一个导演我会不自觉地去选择那些有关认识生死、表现生命价值的剧目，因为生与死从来都是艺术最大的问题。我的戏希望与当下的现实有关。如果不结合现实，只是自说自话，那怎么行？但现在有的作品取材于那些“躁动”、 “热闹”的新闻故事，我觉得艺术不承担“躁动”，也不应该是“耸人听闻”的，它承担的是沉淀。

作为一个导演，我也不希望塑造出来那些让观众产生距离感的“英雄”形象。我们本本份份塑造人物，而这些人物来自于现实生活、来自于当下的时代。我们去表达这些有价值的人物身上的闪光点，揭示他们的故事，这就是我想做的。

就好比这部戏里的人物，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但他们真诚、勇敢、坦荡地走过人生之途。难道这样的人不是生活的英雄，不值得被讴歌吗？

上观新闻：您的戏剧观一直以来都是相当确定的。

查明哲：对。人文关怀是戏剧最根本的价值。对人类出路的苦苦探索，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戏剧能够帮助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思索，这就是它的价值。

上观新闻：但因为您在舞台上的一些大胆呈现，有人称您为“残酷”导演？

查明哲：残酷与真情是两面。我希望表达真实，所以“残酷”一定程度上在于揭示真相。但我不会排除前方的阳光、真情与希望。就像我曾经给山西省话剧院排的《立秋》，剧本结尾原来说的是“立秋之后是冬至”，但我改成了“立秋之后是立春”。我想，生命中会遇上秋天，会有艰难困苦，但我们不都还期盼着立春的那一天吗？希望就在立春。

上观新闻：1991年在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您前往莫斯科国立卢那察尔斯基戏剧学院留学。那段学习经历是怎样的，对您现在的创作是否依然产生影响？

查明哲：1991年到1995年，我在莫斯科国立卢那察尔斯基戏剧学院导演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回国的时候，我带了6公斤的节目单，那是四五百个晚上学习的见证。当时我觉得，光靠理论学习而没有现场的感性认知就会流于一种套路，所以尽量去多看戏、现场学习。这些节目单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别的我什么都不想带走，只带着这些回去，就值了。

在我留学生涯即将结束的那个夜晚，我和我的导师最后辞行的时候，我跟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当中，戏剧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提着他的大包就走出了剧院。在经过很长的一个长廊后，他回身看着自己的剧场，缓缓地说，对俄罗斯人来说，剧院就是教堂。

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也让我弄懂了戏剧和人、和生活和社会的关系。人们内心需要戏剧，剧院就是灵魂与灵魂交流的地方，是人们增长生命力量和态度的地方。在那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多做这样的戏，对于人心、人的灵魂、人性的刻划等等都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