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纽约市一名退休警官因长期大规模经营卖淫和非法赌博被捕，据媒体报道这些地下生意从2010年开始起步，单近两年就牟利超过200万美元。

《纽约时报》称，案件涉及的地区之一，纽约皇后区主干道罗斯福大道至科罗纳公园一带，近些年已被比作昔日“黄赌毒”横流的时报广场。

尽管几十年来多次进行内部监察制度改革，纽约警察铤而走险的丑闻仍循环浮现。常与警方打交道的律师和曾在警局实习的人士都对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驻美记者暗示，这次披露的案情可能只是纽约警察腐败的冰山一角。

腐败“返祖”

现年51岁的纽约警察局退休高级探员路德维吉·帕兹（Ludwig Paz）伙同妻子，涉嫌勾结至少7名现役警官和数十名普通警员，在皇后区、布鲁克林区等地经营多家卖淫和非法赌博窝点。顾客中也有“自己人”，一对警员兄弟被控曾在其中一个妓院举行单身派对。

案件调查从三年半前就已开展。帕兹利用当过警察的经验进行反侦察，识别卧底探员，并且通过贿赂换取警局突击检查的机密信息。其中一名被告警官甚至在自己参与调查时向帕兹通风报信。

地方媒体的匿名信源表示，大部分调查都集中在布鲁克林南部缉毒队，据称有许多警官暗中为当地的涉黄及赌博活动提供“保护伞”。《纽约时报》描述，这些地区的居民长期抱怨有色情窝点藏匿在出租房、按摩院和酒吧里，警方每次打击后，这些场所改头换面又迅速出现。

这一案件是近年来纽约警察局的最大丑闻之一。纽约市警察局长在新闻会上承认“这是一个倒退”，但这种“倒退”在《纽约时报》看来，已经“返祖”到了上世纪50年代。

当年，布鲁克林一家非法赌博公司的老板哈里·格罗斯（Harry Gross）雇佣警官为他每年2000万美元的生意提供“保护伞”。1950年案发后，近500名纽约市警官被解雇或被迫退休。

“点到为止”

事实上，从“格罗斯案”到“帕兹案”的近七十年间，纽约市警局的腐败从未真正消停过。

1970年，《纽约时报》一篇令人震惊的报道揭露：“毒贩、赌徒和商人每年向纽约警察支付数百万美元的非法款项。”

丑闻曝光后，被记者斥为“对腐败视而不见”的纽约市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一名叫弗兰克·塞尔皮科（Frank Serpico）的警官成了警局内部的卧底。塞尔皮科的报告认为警局的确存在系统性腐败，“80%的人愿意对一小部分同事或长官的不端行为保持沉默”。

一年后，塞尔皮科在一次警方缉毒行动中被枪击。据他对媒体自述，当时早就对他表现出敌意的同事们“弃他而去”，一名西班牙裔老人为他叫了救护车。然而事后，这些警察竟因从未参与的救援行动获得表彰。

警察系统的动荡促使纽约市于1973年设立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专门追查警察腐败案件。但是，纽约州、市两级行政部门长期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这个办公室在1990年时被州长撤销。两年后，长期收取毒贩“保护费”的6名纽约警官被捕，时任市长任命纽约历史上第六个调查警局腐败的独立委员会。

新设委员会的结论是，虽然“绝大多数警察”没有参与腐败行为，但纽约市10个犯罪最严重的区域仍存在腐败现象。然而，“从警方高层到区域长官和监管人员都普遍认为，揭露严重的腐败将损害警察部门业绩和声誉。”

在光鲜的商业和低下犯罪同样“繁荣”的纽约，部分警员有组织的腐败犯罪行为似乎成了不可避免的循环现象。

“打击力度不够，执法往往点到为止。”在纽约执业超过30年的律师黄晓夫表示，相比偶尔揪出的严重犯罪，警察局未被揭露的腐败范围还要更大。

“灰色关系”

在上周的案件之前，最近一次引人关注的纽约警察丑闻发生在2016年。一名布鲁克林的商人向数名高阶警官行贿，据称他“想要为自己和朋友建立一支私人警察部队”。

此案源自联邦对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的竞选筹款调查，这名商人是支持市长的金主之一。

政、警、商之间的“灰色关系”，从纽约于1845年建立美国第一支警察部队起就如影随形。警方经常为大企业提供特殊服务，合法的警察工作和政治“拉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19世纪末的纽约警察部队长官托马斯·伯恩斯（Thomas Byrnes）据称拥有35万美元的个人财富，约等于今天的960万美元。

1971年成立的纽约警察基金会让这层“灰色关系”变得更具争议。代表警察局运作四十多年，这一基金会迄今已从纽约市权力精英筹集超过1.2亿美元。根据官网的表述，这些钱款的用途是“减少腐败并支持市政府不能轻易资助的项目”。

纽约警察基金会的董事局由华尔街金融公司、主流媒体、律所和房地产商的高管构成。近年来，基金会的年度筹款盛会已成为纽约上流社会日历中的首要活动之一。这种特别的裙带关系在2011年秋天成为浮出水面的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被警察强行从曼哈顿下城撵走。

在纽约市立大学任教的前任警官尤金·奥唐纳（Eugene O’Donnell）认为，将警局项目私有化运作等于向普通警官，尤其是年轻警员发出错误信号。

“警察部门的诚信必须是无价的。”奥唐纳在接受纽约地方媒体《城市和州》（City & State NY）采访时表示，纽约“是一个超级的富裕的城市，理应公开资助所有的警察部门花销”。

“恐龙化石”

根据一份针对1975年-1996年案例的调研报告指出，纽约市警局并不排斥招募有逮捕记录或较低学历的新兵，这些警员在日后也更容易因违规等问题被“非自愿革职”。

一名曾在纽约市警察局运营办公室实习的华裔女士告诉记者，上周的案件一点不让她感到吃惊，实习时对周围这类暗地里的勾当常有耳闻。

“尽管现在可能比20年前的准入标准提高了很多，”这位要求匿名的女士表示，但由于纽约警察部门口碑不佳，执法中又容易牵涉种族对抗，她就读的犯罪司法专业，以及选择警察作为职业，“在这里的年轻人中一向不受欢迎。”

尽管警察行业招募可能无法掐到尖子，但在纽约做警察除了45岁就能退休，还享有隐形的容错“保障”。

由于和警方存在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检察官和大陪审团极不愿意惩罚警察，对腐败警察的起诉几乎都十分冗长且罕见成功判例，很多案例的处理结果是内部调动或强制退休。

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官上任的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成功阻止了独立委员会试图建立特别监察机构的动议。现在作为私人律师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各处保驾的朱利安尼原是联邦检察官出身，当年在警局方面拥有极高的支持度。

“政客需要警察工会的支持，因此很难专门立法，形成有组织的长效追究机制。”黄晓夫说。

作为特别监察机构的替代方案，不具有“传票权”的打击警察腐败委员会（CCPC）于1995年设立，一直运作至今。但在朱利安尼卸任市长后四年，声明辞职的CCPC主席就曝出调查工作经常受到警察部门阻挠。CCPC近年的报告显示，警局内部有相当比例的违规处罚过于宽松。

“纽约3万名警察，在路上巡逻的却没几个。每次去警察局办事，总能看到警员们聚在一起聊天。”黄晓夫表示，平时工作效率低下，出了问题以不透明的内部处理或内部换岗了事，纽约几个最有权力的官僚机构都是如此。

“没人可以真正监督他们。”黄晓夫用“恐龙化石”比喻纽约警察局的庞大、古板和不作为。

上周，在这块化石表面，又消灭了一些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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