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兴殡仪馆，在一位老人的告别仪式上，家属含泪拿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哽咽着转述老人遗愿：“老朱生前说了好几次，去世以后就把最后一个月的离休工资6500元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上交组织。今天把它交给你们，也算是了却了老朱的心愿。”

这位仙逝的老人叫朱善良，上海博物馆离休干部、原党委书记。这是朱善良的最后一笔特殊党费，却不是唯一一笔，“文革”结束后，被关过“牛棚”的朱善良拿到了政府补发的2000元工资，他将其中一半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这位“儿童团长”出身的老革命，一辈子恪守着共产党人的初心。

朱善良曾说，“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为一名干部，是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没有党就没有我、没有我们这个家。”

捐建纪念碑，烈士精神永不忘

朱善良1929年出生于山东苍山县（今兰陵县）。这是一个革命老区，朱善良年仅16岁就参加了革命，担任儿童团长，曾在鲁中南地区打过游击。1949年朱善良随军南下，先后在浙江和上海工作。

朱善良的老伴孙秀芳年轻时也参加过革命。据她回忆，逢年过节，每每忆起牺牲的战友，朱善良不免心中难受。2005年，年逾古稀的朱善良与老伴商议后作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捐资数万元，为家乡的革命烈士建一座纪念碑。为了这座碑，他四处奔走，请人设计、制作；碑做好后，老两口又亲赴家乡，为纪念碑落成揭幕。

有亲戚表示不解，甚至多有抱怨：“有钱为什么不接济我们？”孙秀芳至今记得朱善良当时义正辞严：“我不是有钱人，这些钱都是我和老伴节省下来的。烈士们把命豁出去了，才有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你们有胳膊有腿的，可以自己劳动，不能想着靠别人接济。”

他的谦逊促进了班子的团结

朱善良是1988年上海博物馆党委建立后的首任书记。年纪偏大，文凭不高，在这样一个专业要求高的文博单位，朱善良却得到了大家的敬重。

很多人不知道，朱善良烟龄很长，是到上博后才硬生生把烟戒了。他曾告诉老伴，博物馆里都是国家的宝贝，文物安全保护马虎不得，作为党委书记他要带头做到。

“老朱书记为人低调、事事讲原则、尊重知识分子，他的谦逊促进了班子的团结。”上博原党办主任马继奋说，上海博物馆实行行政负责制，时任上博馆长马承源是著名青铜器专家。彼时，上博率先在全国文博系统实行改革，朱善良积极支持：“馆长做的事是为了文博事业，不是为了自己，我们一定要做好保障。”在这样的氛围下，当时上博迅速崛起。

朱善良抓党建一点不含糊。上博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诚1993年12月入党，是朱善良在任上签名批准入党的最后一人。朱诚说，上博党建工作的各项制度是朱善良一手一脚完善起来的。他经常到基层单位调研，对基层单位的班子情况、干部思想和群众反映都很了解。

上博退休职工、原开放部质检组主管屈晓丹回忆，“我是学音乐的，刚来上博时，对文博知识一窍不通。朱书记给我们青年员工安排了专家讲课、业务培训，督促我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每当年轻人有了困惑、情绪波动或遇到困难，朱善良总会出面谈心安慰、提供帮助。

离休后，朱善良仍关注着上博发展。一次，朱善良在报纸上看到上博将建东馆的消息，赶忙把报纸妥帖收藏起来。等有人来看望时，朱善良急急找出报纸询问情况，连声感叹：“好啊，好啊，真的太好了！”谈起新馆蓝图，他突然红了眼圈， 叹息道：“我老了，没办法为上博出更多力……”

未收藏一件文物、收受一件礼物

上博因工作性质关系，常有外出展览、文化交流等出国机会，但朱善良在上博工作6年，却从未享受过任何一次因公出国待遇。有时被安排上了，他也谢绝，“事情和业务工作相关，让业务部门的人去就可以了，多给年轻人点机会，让他们多看看。”举办活动时，馆内公车资源紧张，他就主动要求和其他领导拼车或者自己解决，“车辆尽量腾给专家用”。

朱善良有5个儿子。儿子们常会被身边的朋友私下询问，家里是不是有很多珍贵字画，有没有交易古玩文物的渠道。朱善良用实际行动给了他们标准答案：在担任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期间，尽管与馆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关系密切，却从未收藏一件文物、收受一件礼物，更勿论开口让他们为自己写一幅字、画一幅画。

80岁时，朱善良亲笔题写了“亲情、关爱、和睦”六字家风。他叫齐5个儿子，郑重道：“家里没有什么财富留给你们，这六个字就是我们家的精神财富，要永远地传下去。”

朱善良曾跟老伴相约，“2020年要看祖国全面奔小康”。他去世后，孙秀芳坐在客厅里，对着老朱的一张生活照喃喃自语：我们说好了的，你怎么就提前走了呢。一向重诺的朱善良，这次却爽约了。